1992年冬，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几位程序员定期在电子前哨基金会（EFF）联合创始人约翰·吉尔莫（John Gilmore）的公司里聚会，讨论一个当时仍属边缘的主题——密码学与个人自由。
发起人是英特尔的前科学家蒂莫西·梅（Timothy May），他相信加密技术将成为抵御国家监控与企业控制的武器；与会者还有年轻的数学家埃里克·休斯（Eric Hughes），以及一群对自由通信痴迷的极客。
在一次聚会上，自学成才、以“圣女朱迪”（St. Jude）闻名的传奇女黑客朱迪·米伦（Jude Milhon）看着这群专注于算法与政治哲学的程序员，笑着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一帮密码朋克（Cypherpunks）。”
一年后，1993年3月9日，埃里克·休斯发表了那篇后来被称为“数字自由宣言”的文本——《加密朋克宣言》（A Cypherpunk’s Manifesto）。
自此，“加密朋克”不再只是一个圈内的笑称，而是一场思想运动的名字——
一群相信数学能对抗权力、用代码维护自由的人，从那天起登上了信息时代的舞台。
这就是休斯写下加密朋克宣言的背景，今天我们来逐段看看这篇对中本聪有重要影响的宣言。
“在电子社会中，隐私对于一个开放社会很必要。隐私并不是秘密，隐私的事情是不想让整个世界知道的，但是涉及秘密的事情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隐私一个人可以选择性的展示自己一部分给世界。”
如果你乍看段文字觉得很奇怪，给世界知道和任何人知道不是一回事吗？其实艾瑞克想表达的是隐私是一种控制权，强调个体有权利何时，何地，向谁以及用什么方式展示自身信息，比如说告诉医生你的病史，是因为你信任他并且希望对方予以诊断，但是你不希望保险公司或者其他人知道你的病情。秘密则是刻意隐藏的，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换句话说，隐私的揭露是自我的表达，而秘密的揭露（被迫）则是权力的侵犯。隐私是一种选择性的暴露，强调控制权与自由。秘密则是一种彻底的不暴露，强调隐藏与防护。
由此可见，加密朋克主张技术应服务于个体的隐私权，而非强化机构的秘密权。一个自由的社会应当是——透明的权力结构，私密的个体生活。这正是密码学存在的伦理根基。
“如果双方要进行某种交易（互动），他们彼此都会记得这次互动。他们都可以讨论自己记忆中的部分——谁能阻止呢？立法禁止是不现实的，因为言论自由比隐私更根本，它是开放社会的基石；我们不寻求禁止任何言论。当多人交流时，他们共同积累的知识就构成了一种“群体记忆”。而电子通信的普及让这种“群体记忆”更容易，规模更大且永不会消失。”
这一段话是整个《加密朋克宣言》中最容易被忽视，但是极其关键的部分，强调了在一个开放社会中并且在一个网络世界里，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天然冲突，但我们不能以牺牲言论自由来换取隐私。
这我们该怎么理解？在现实中，两个人的交谈可能只存在于谈话两个人的记忆里。但是在网络世界中，一旦发生通信，就极有可能被记录，被转发，无限复制。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如果我们重视隐私，那能不能禁止别人谈论我通过网络发送的消息？他的答案是：不能。休斯强调了电子通信让交流这种本是记忆的东西变成了数据库，这种数据库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愿意而消失。当别人看到我们信息或者言论而讨论它们的时候，我们是不能阻止他人的言论的。因为这违背了每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
通过加密来选择性的暴露我愿意暴露的部分。这就是加密朋克运动的出发点：用数学取代信任，用代码取代法律。
“既然我们渴求隐私，我们就必须确保每个交易的参与方只了解与交易本身直接相关的信息。既然任何信息都可能被谈论，我们也必须确定我们尽可能少的透露。在多数情况下，个人身份并不重要。当我在商店买一本杂志用现金付给店员时，他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我让电子邮件服务商发送或接受邮件时，他们也不需要知道我与谁通信，我说了什么，别人又对我说了什么。他们只需要知道如何传递信息，以及我应该支付多少费用。如果交易的底层机制会暴露我的身份，我就没有了隐私可言。我不能够选择性地展示自己，我必须时时暴露自己。”
休斯在这段宣言中表达了对于现金的喜爱，因为使用现金不需要实名，卖方也不去询问买家的个人信息。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更加便捷的支付往往都需要银行卡的绑定，而银行卡则必须实名制。在进行线上支付时，负责支付业务的平台需要确认账户信息，有时甚至必须本人支付才可以。
这个发表于1993年的加密朋克宣言，当时的美国主流的支付手段已经是和银行卡绑定的信用卡，未来互联网支付会将线上支付变得更加实名化。
“因此在一个开放社会中，隐私必须依赖匿名交易系统。迄今为止，现金是主要的匿名交易手段。匿名系统不是秘密交易系统。一个匿名系统让每个人在他们想且仅在他们想显露自己身份时显露。而这正是隐私的本质。”
我在看到这个段话时的疑惑是：为什么是匿名交易系统？为什么不是一个匿名通信系统呢？是不是如果加密朋克宣言写的是匿名通信系统，这对中本聪有重大影响的文章会不会使得中本聪从事加密通信系统的研究？
这个答案我做完研究后发现很简单：因为已经有了匿名通信系统，但是匿名交易系统还没有。
1993年《加密朋克宣言》发表的时候，匿名通信系统或者说通信隐私技术已经有了初步的解决方案。比如说1991年横空出世的PGP（Pretty Good Privacy，这个我翻译过来就是：还不错的隐私协议。这名字起的听草率的，就好像你开了一个饭店，饭店的名字叫做：味道还不错的饭店）。同时Mixnet和匿名邮件转发，比如remailer等工具也在实验中。
我想正是这个宣言在随后的几年里，前赴后继的加密朋克们尝试创建一个匿名交易系统，1996年的E-gold，1998年的Bit-gold，1998年的B-money这些匿名交易系统最终都没成功，但是这种失败并不是无意义的，都为后辈的努力提供了土壤和养分，也就是为比特币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基础。
“隐私在一个开放社会中也需要加密学。如果我说了什么，我只要让那些我希望听见的人听见。如果我的言论的内容可以直接被世界听到，我就没有隐私可言。加密一位置对隐私的追求。而是用若加密，则表示对隐私追求的不够坚定。”
这让我想到了我最近在看哈佛学者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的一句话：革命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皮尔曾讲过：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如果对于隐私的追求存在着取舍，存在着妥协，这种对隐私的保护就一定存在着漏洞或者瞎子，从而使得其他所做的保护隐私的举措都是徒劳的。
“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公司，或任何庞大而无形的机构出于善意来守护我们的隐私。
他们研究我们的数据，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想要阻止别人谈论我们，本身就是在与信息的本质作对。
信息不仅“渴望自由”——它天生就要逃离束缚。信息会膨胀，会填满一切可以容纳它的空间。它是谣言更年轻、更强壮的亲戚——行动更快，视野更广，知道的更多，却理解得更少。”
这段话现在已经被加密支持者们用的比较多了：不要指望任何权力机构来保护隐私，隐私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通过脸书的数据来影响大选结果，通过售卖用户数据给相关企业来获取利益，这些实在是太多了就不一一赘述了。
信息是谣言那更年轻、更强壮的表亲——更快、更广、知道的更多，却理解得更少。
信息时代的传播速度远超人类理解速度。我们也是被淹没在数据洪流中的，逐渐丧失判断和深度理解能力。这也是加密朋克所担忧的另一层风险：信息自由带来自由，但也带来了失控。
总结来说，权力不会保护隐私，技术才是防御的最好武器，阻断信息是不现实的，只能从源头上进行加密，自由又失控并存，我们必须学会自我防卫。
如果期望有隐私的话，我们就必须自己捍卫它。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创建一个能够实现匿名交易的系统。人们几百年来一直在捍卫自己的隐私：用窃窃私语，黑暗中交流，用信封包裹信件，关门交流，暗号以及信使。过去的技术无法提供强隐私，但是电子技术可以做到。
我们-密码朋克-致力于创建一个匿名系统。我们用密码学，匿名邮件转发系统，数字签名以及电子货币来捍卫隐私。
正如之前所描述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加密”通话，比如说小声说话，选择一个封闭环境，暗号以及飞鸽传书等，这些其实并不是非常困难，但是在数字世界里做到窃窃私语却非常困难，在休斯的思想中，密码学是我们的工具，匿名邮件转发系统是我们的工具，数字签名以及电子货币（符合他们理想的电子货币）也是。
“密码朋克们要写代码。我们知道必须有人编写保护隐私的软件，既然我们知道除非我们都写代码，不然我们就无法保护隐私，我们就应该写代码。同时我们也要公开我们的代码，这样其他的加密朋克们就可以尝试并且使用它们。我们的代码对全球所有公众是免费的，如果你不赞成我们写的代码我们也不在乎，我们知道软件是不会被摧毁并且一个广泛分布的系统是不能够被关停的。加密朋克反对对密码学的任何监管，因为加密本身是一种私人行为。加密行为本身是将信息从公众领域中移除，即使有（国家）法律禁止密码学，那（该法律）也只能在该国家暴力的疆域内生效。但密码学终将不可阻挡的遍布全球，并带来由此实现的匿名交易系统。”
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一个连休斯都没有想到的故事，那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PGP（还不错隐私）。故事开始于本宣言创作的2年前-1991年。
1991年，程序员菲尔·齐默尔曼（Phil Zimmermann）编写并免费发布了加密软件 PGP（Pretty Good Privacy），让任何人都能用军用级加密保护自己的邮件与文件。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政治挑衅——因为美国政府将强加密算法列为“军火”，出口需经许可。齐默尔曼的代码在互联网上传播后，政府以“非法出口军火”为由对他展开刑事调查。
面对审查，他没有妥协，而是以一种极具反叛精神的方式反击：将PGP的全部源代码以纸质书籍出版。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书籍属于“言论”，享有言论自由的保护——电子版是军火，印刷版却是思想。这个荒诞的现实暴露了法律与信息时代之间的冲突，也让“代码即言论（Code is Speech）”成为加密自由主义者的核心信条。
经过三年舆论与技术界的声援，1995年美国政府最终撤销了对齐默尔曼的指控。PGP得以合法流通，并成为民用加密的象征。它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个人可以依靠数学，而非政府或企业，来维护自己的隐私与自由。PGP的诞生不仅是一段技术史，更是一场政治声明——加密是自由的武器，隐私是一种权利，而非恩赐。
当休斯写下这段宣言：“密码学终将不可阻挡的遍布全球”时，他应该没有想到PGP的创作者齐默尔曼会遭遇如此刁难，但历史又一次站在了自由的这一边。
“要让隐私真正普及，它必须成为一种社会契约。人们必须共同部署这些系统，为共同利益而行动。隐私的存在范围，只能延伸到社会中其他人的合作程度。密码朋克欢迎你的质疑与关注，希望与社会对话，以免自欺。但我们不会因为有人反对我们的目标而偏离方向。
艾瑞克 休斯<hughes@soda.berkeley.edu>
1993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