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区块链赋能供应链协调的内在机理研究——组织间信任与联合规划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本刊特稿

区块链赋能供应链协调的内在机理研究

——组织间信任与联合规划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生产力研究》2025年第6期

引文格式

[1]史萍萍，孙国强，徐斐.区块链赋能供应链协调的内在机理研究——组织间信任与联合规划有调节的中介作用，2025（6）:6-10.

作者简介

史萍萍，女，山西高平人，博士，山西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块链治理；孙国强，男，山西万荣人，博士，山西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财经大学组织创新与网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网络与组织治理；徐斐，男，山西朔州人，供职于山西工学院审计与发展规划部，研究方向：供应链数字化。徐斐为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网络权力的形成机理、配置效率及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718721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网络与区块链交互融合及治理创新研究”（72472091）；山西省基础研究（自由探索）项目“区块链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交互融合研究”（202303021211141）；2024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据要素驱动山西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024W215）；山西工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业务资助项目“供应链协作困境及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区块链治理”（010008）

摘要

【摘　要】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技术正逐渐成为供应链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为充分发挥区块链的作用，文章基于技术治理理论和社会关系理论，构建区块链技术影响供应链协调的关系模型，借助供应链企业经验数据，探讨区块链技术赋能供应链协调的效应，检验组织间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联合规划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实现供应链协调，且组织间信任在两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联合规划正向调节区块链技术通过组织间信任影响供应链协调的中介作用。研究丰富和拓展了区块链技术赋能供应链协调的内在机理，揭示了组织间信任和联合规划在供应链协调中的重要作用，为双链深度融合并提高供应链治理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组织间信任；联合规划；供应链协调

一、引言

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经济全球化的退潮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使得供应链的脆弱性愈发明显。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已成为中国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要完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制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对接合作，如在关键领域建立协调平台。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和易变性（VUCA）的时代背景下，以及供应链牛鞭效应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实现链路信息的畅通、资源的整合优化、保障供应链的顺畅循环，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如何有效协调供应链，已成为政产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

区块链作为一种崭新且极具颠覆性的大规模协作式的技术工具，自2008年被Nakamoto首次提出后广受学术界和实践界的追捧。全球有大量的产业区块链项目正在开展，例如，物流企业集团Maersk和跨国信息技术公司IBM联合开发TradeLens平台以促进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可见性与可追溯性。区块链依托分散的数据存储技术与自动执行合约的特性，允许组织以无缝、透明和防篡改的方式存储和共享信息，并提供了一种“执行协议并实现合作与协调的新方式”[1]，可为供应链协调提供全新的数字化治理思路。

区块链和供应链网络的关系已经在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但是，区块链技术对供应链协调的影响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需要从供应链整体视角出发，探究其内在机理。因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如下：区块链技术如何影响供应链协调？组织间信任和联合规划是否是二者作用机制的一部分？本文边际贡献体现在：首先，从技术治理理论视角探究并验证区块链技术对供应链协调的赋能机理；其次，基于社会关系理论，将组织间信任作为中介变量，联合规划作为调节变量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最后，构建的理论模型得到了我国供应链企业经验数据的验证，可以为区块链技术应用落地、供应链协调整合、双链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区块链技术与供应链协调

技术治理理论指出，以数字技术为治理手段参与网络治理，以期实现治理目标、提升治理效能[2]。同样，区块链依技术托分布式共识、智能合约等特征，能够改变供应链网络数据交流和治理机制，并可能在组织间引发新型的信任关系。首先，在区块链分布式共识机制下，企业承担事前协议给定的任务责任，按照规则执行合作任务，由此促进企业在网络中协作并参与价值共创[3]。因此，供应链协调中的问责制、可预测性及集体共识都可以通过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来实现，而无需依赖组织间互动。另外，保证自动可执行的智能合约将扩大供应链流程自动化处理的范围，促进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活动，实现从订单接受、产品生产、物流、产品反馈的全链协调，提高网络协调能力。换言之通过编码和代码形式将书面协议形成智能合约，除了保证协议无人为干预的实现执行，还可以减少合作流程中交接点处的协议验证与执行的时间延迟[4]，改善供应链的业务流程协调。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共识对供应链协调具有积极的赋能效应；

H1b：区块链技术的自动可执行对供应链协调具有积极的赋能效应。

（二）组织间信任的中介作用

社会关系理论指出，通过信任、承诺、互惠、权力等社会关系变量，可以协调复杂的组织间活动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组织间信任是实现供应链网络协调的关键动因。区块链技术本身并没有消除对信任的需求，相反能作为一种安全机制刺激信任产生[5]。区块链搭建的网络分布式数据库将持续更新记录组织间信息，并保证链内信息经过验证，数据信息具备可信可用性且保证数据的安全性。此时网络内数据可信安全性将增强组织对网络系统的信任[6]，传播机制将实现信任在全网络流通和转移，由此有效解决组织之间的冲突分歧，实现决策协调。

与分布式共识不同，区块链可通过自动执行合约的特点，对合作伙伴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定义，并编码为数字协议上链执行，由此增强伙伴对合作过程和利益分配的信任[1]，实时管理网络行动并解决冲突，实现有效的协调。其次，在执行结果方面，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实现在无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执行协议，降低组织投机行为，促进组织对执行结果的可信性，有效建立供应链各参与方的相互信任[7]。因此，在结果信任的基础上，合作伙伴可以在无监督的情况下来实现资源和知识的动态调整与有效协调。特别是组织间信任将加强网络层面对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认可，从而通过减少知识泄露风险和搭便车问题提高供应链协调的效率。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共识对组织间信任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H2b：区块链技术的自动可执行对组织间信任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H3：组织间信任对供应链协调产生显著积极影响。

H4a：组织间信任在分布式共识与供应链协调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H4b：组织间信任在自动可执行与供应链协调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联合规划的调节作用

联合规划是在组织合作过程中，对未来不确定性事项及重要的职责、任务进行事先计划，以指导合作伙伴建立关系[8]，通过协作安排和联合制定计划，指定合作过程中的计划安排，以确保协调水平与信任程度保持一致。若供应链网络实现了信息协调，并在后续的合作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协调效率，那么联合规划将通过使用历史经验和预期目标的长期规划方法，促进上下游企业的持续互动[9]，强化信任与供应链协调的关系。

区块链技术会增强组织间信任并积极影响供应链协调，若供应链内联合规划缜密程度较高，则会进一步增强组织间信任与供应链协调的积极作用。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理论推导逻辑进行结合，本文提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即供应链联合规划缜密度越高，则有可能进一步强化组织间信任在区块链技术与供应链协调中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区块链的分布式共识满足数据共享、集体共识与责权明晰的网络需求，且又受到联合规划的有效控制，通过合作伙伴的协作安排与联合计划，组织间信任得以稳固，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供应链协调的效果；此外，网络从责权明晰、结果信任和安全透明性促进供应链协调的能力随着其技术系统、协议完整、信任的互补性程度的提高而增加[10]。因此，区块链技术的自动可执行可以通过组织间信任的关系禀赋促进协调，并且联合规划是一种有效的控制和关系机制，可以促进组织间信任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供应链协调。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联合规划在组织间信任与供应链协调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供应链网络内联合规划越缜密，组织间信任与供应链协调的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积极。

H6a：联合规划加强了组织间信任在分散共识与供应链协调之间的中介作用，即供应链网络内联合规划越缜密，组织间信任的中介效应越强；

H6b：联合规划加强了组织间信任在自动可执行与供应链协调之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上述理论推导与假设提出，构建了本文的理论模型，见图1。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分析

本次调研根据研究背景、实践经验以及前期数据调研和预测试，对量表进行情景优化和修订，形成最终问卷。本次调研限定发放的行业对象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金融业。此次调研共回收437份问卷，经过筛选和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285份有效样本，有效率为65%。

（二）变量的测量

1.区块链技术。借鉴Chen等（2022）[9]对区块链技术的测量，划分为分布式共识、自动可执行两个维度。分布式共识从可追溯性、时序性、不可篡改、可验证性等7个题项表征。从合同执行方式、智能合约效果、提供安全数据处理等6个题项表征自动可执行。本研究中，此量表的Cronbach’sα值分别为0.914、0.917。

2.供应链协调。借鉴杨林波和干晨静（2022）[11]、薛捷和张振刚（2017）[12]对供应链协调的度量，包含协调效率、信息协调、决策协调、冲突解决、合作效率、达成共识等6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749。

3.组织间信任。本文所研究的信任是对企业之间信任的双向关系测度，借鉴宋晶和孙永磊（2016）[13]的测量量表，共5个题项，如“相信彼此都能够遵守承诺”，该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816。

4.联合规划。借鉴庄贵军和董滨[8]的研究，从协作安排、联合制定计划2个维度进行测量，如“共同制定合作协议与目标”，此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950。

5.控制变量。为了使本文的理论模型更加符合理论分析，将伙伴关系质量、合同完整性和网络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伙伴关系质量包含交流频率、合作时间、业务熟悉度等5个题项。合同完整性包含任务实施具体规定、冲突解决方案、突发事件处理3个题项。网络规模通过供应链中的企业的数量进行测量[14]。

（三）共同方法偏差

本文在调查设计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控制，并在获得调研数据后，对问卷进行Harman单因素分析。通过SPSS 26.0，将全部38个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最终提取了7个因子，并解释了总方差的67.25%，且最大的因子仅占总方差的30.04%，小于40%，表明没有一个单一因子可以解释大部分总方差。由此，Harman单因素分析说明，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由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2）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各变量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一般认为变量间相关系数如果超过0.7，则说明变量区分不合理或存在共线性威胁，本文中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由0.085~0.586不等，均小于0.70的临界值。此外，各变量AVE的平方根即变量的聚合性均大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显现出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假设检验

1.直接效应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到，网络规模和合同复杂性对供应链协调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伙伴关系促进供应链协调。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直接效应检验见模型4、5，由此可得，分布式共识对供应链协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13，p<0.001）、

自动可执行与供应链协调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β=0.478，p<0.001），H1a、H1b得到验证。此外，模型4验证组织间信任与供应链协调之间的关系，从表3可知组织间信任对供应链协调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62，p<0.001），H3得以验证。

2.中介效应检验。模型1和2结果显示，分布式共识与自动化执行对组织间信任具有积极影响，H2a、H2b通过验证。而后，模型7和8显示，F值均在0.001水平下显著，且R2分别为0.457、0.440，表明分布式共识和组织间信任一起解释了供应链协调45.7%的变异，且自动可执行和组织间信任一起解释了供应链协调44.4%的变异。同时，可以看出分布式共识与协调之间的关系显著（β=0.384，p<0.001），此时的回归系数小于直接路径的回归系数，表明组织间信任在分布式共识与供应链协调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H4a得到验证。同理可得，组织间信任在自动可执行与供应链协调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H4b得到验证。

3.联合规划的调节作用检验。为了检验调节效应，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将其相乘得到交互项，通过交互项的系数方向及其显著性判断是否存在调节（见表4）。分布式共识与联合规划的交互项乘积对供应链协调具有显著积极影响（β=0.200，p<0.0.001）。同理可知自动可执行与联合规划的交互项乘积对供应链协调具有积极影响（β=0.122，p<0.05）。模型11可知，联合规划在组织间信任与供应链协调的关系中起积极的调节作用（β=0.159，p<0.05），即组织联合规划越缜密，组织间信任对供应链协调的积极影响就越强，H5得到验证。

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Bootstrap方法来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当联合规划缜密程度取低值时，分布式共识通过组织间信任对供应链协调影响的效应值为0.010，BootStrap95%区间为[-0.092，0.107]，包含0，此时组织间信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当联合规划缜密程度取高值6.007时，分布式共识通过组织间信任对供应链协调影响的效应值为0.130，BootStrap95%区间不包含0，可以看出此时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通过两两比较的组间差异，可以看出联合规划的不同程度对应的置信区间从包含0到不包含0，组间差异均显著，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index值为0.045，BootStrap95%区间不包含0，表明联合规划在“分布式共识→组织间信任→供应链协调”中具有调节作用，H6a得到验证。同理，验证可得联合规划在“自动可执行→组织间信任→供应链协调”中具有调节作用，H6b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因变量、变换研究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考虑到供应链协调与新产品开发正相关[15]，因此将新产品开发作为供应链协调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分布式共识、自动可执行对新产品开发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区块链技术对供应链协调具有积极影响。为了更准确地验证组织间信任在区块链技术与供应链协调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Process中基于偏差矫正的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区块链技术嵌入供应链的背景下，以技术治理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区块链技术、组织间信任与供应链协调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并研究联合规划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第一，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共识和自动可执行对供应链协调产生积极影响。供应链网络拥有区块链技术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治理资源，通过充分有效利用其技术治理优势，可以实现任何组织都无法对网络信息进行更改或修改，由此提高网络信息的可见性和追溯性，实现多方合作伙伴之间的安全合作和交易。区块链技术协调和控制供应链合作的流程，并创造可追溯性和透明度，实现组织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控制与管理，并且有能力链接广泛且分散的组织，以分布式、自动化的方式实现供应链协调。

第二，组织间信任在区块链技术与供应链协调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组织间信任为供应链成员创造了更高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尽管供应链的信任性质非常复杂，但区块链技术提供的交易安全度可以使增强网络信任。组织间信任机制促进了组织间交流与沟通，各方以可信的方式调整协作活动，并通过不断地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来降低协调失败的风险。此外，区块链技术以经过身份验证的方式执行组织间交易，并基于不可变数据存储记录合作伙伴的历史数据，从而通过互动的经验和历史记录建立组织间信任。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块链促进协调的治理效用，供应链主导企业应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已经改变了关系在供应链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可以在不熟悉的组织间快速建立信任以实现供应链协调。

第三，联合规划强化了组织间信任对协调的直接作用，以及组织间信任在区块链技术与供应链协调之间的中介作用。联合规划治理机制一方面作为一种控制机制降低合作潜在风险以促进协调，另一方面通过降低组织间交易成本并为价值共创活动提供激励措施促进协调。本文研究发现，联合规划增强了合作伙伴对其合作流程进行协商与沟通的意愿，并且在处理复杂情况下的协调时，联合规划使得组织之间具有较高程度的信任。因此，联合规划在供应链协调过程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即联合规划强化了组织间信任对供应链协调的直接作用，以及组织间信任在区块链技术与供应链协调之间的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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